魅力:
即突显天府文化，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。物质方面要更多地打造像武侯祠、宽窄巷、太古里、大慈寺等这样的魅力空间，尤其是要复兴成都二水绕城、三城相重的特色城市空间肌理，这才是有别于上海、北京及重庆的独特魅力。非物质方面要展现天府文化的人文内涵，包括开放、包容的特色，以吸引全球青年才俊。
动力:
成都的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，一是集聚人才，集聚创新资本，不断产生新的创新动力，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。二是交通引导，突出高而快的多式联运交通体系，为城市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支撑。
活力:
成都的活力要体现在文、商、旅的结合，发挥历史文化和经商环境优势，发挥四川广阔的旅游资源优势，使本土历史文化与现代时尚交相辉映，打造一个传统与现代、传承与创新、文化与创意高度融合的后现代城市，一个时空拼贴、高效复合、紧凑集约的城市。
12月11日，中国共产党成都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《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6~2035年）（送审稿）》。
近日，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、天府新区总规划师匡晓明，对总规进行了详细解读。
1问:大城市病
六个方面建议 应对大城市病
成都商报：成都的城市宜居品质一直位居全国前列。但是中心城区人口过度集聚、高强高密开发、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凸显，已经对城市品质和宜居环境造成损害。从传统的gdp导向和生产导向走向生态优先、以人为本、共享发展，这是国家新理念的必然要求，更是一个城市在发展价值观上的重大转变。从城市规划角度来看，成都应该如何治理“大城市病”，让城市变得更加宜居？
匡晓明：城市病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，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。对于成都而言，需要以先进的理念为引导，采用系统性解决方案，先谋全局，再谋一域，先谋千年，再谋十年。成都提出“东进、南拓、西控、北改、中优”十字方针，就是一种系统地解决城市病的策略，是一种全面的方法。针对城市的五个方向，分别都有不同的对策。这五个对策产生的是整体的效应。比如关于中优提出“高品质优化中部区域”，与“高起点规划东部区域”关系非常密切。“中优”就要把城市中心的部分职能疏解到“东进”的空间去，“东进”为“中优”提供了中心区减量的可能性。这十个字的具体举措，就是解决城市系统性问题的良方。
针对成都的大城市病，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建议：
第一，建立多心体系。采用组团式的发展方案，避免老城区与中心城区的过度集聚，同时避免出现居住功能疏解到外围，而消费购物还留在老城的现象。结合组团式发展要在每一个组团建立次一级的服务中心，为周边的居民生活工作提供方便。各组团在满足自身服务的基础上，还要承担部分全市的职能。比如，成都老城中心主要是文化旅游的功能，既服务游客也服务于当地居民。天府新区承担了城市创新创意职能，同时其大型商业中心也为附近的老百姓提供服务。
第二，疏解非核职能。主要针对“中优”，要把老城区“小而全”的功能进行全面梳理，对于一些非核心职能，要进行细致排查。突出中心城区“文、商、旅”相结合的特点，将原来老城区的一些行政单位大院等疏解到外围生态环境更好、空间更大的地区，既有利于自身功能的完善，也有利于带动外围城市空间的发展。
第三，控制建设容量。一般而言，住宅平均容积率宜在2.5左右，才能与城市交通承载力相匹配。高于这个数值，城市道路将不堪重负。成都很多地块平均都在4～5之间，有的甚至更高。大面积都采用高容积率建设，城市交通就会瘫痪。这也是造成城市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城市的高度应该错落有致，才能产生独特的城市肌理。中心区主要是高层风貌区，一般地区也应该有以多层为主的风貌区。
第四，倡导低碳交通，包含两个方面，一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，二是发展慢行交通，主张轨道交通加步行。成都的空间尺度比较大，轨道交通是首选。其次倡导建设慢行环境，建设绿道。鼓励大家慢行出行，既有利于城市交通的分解，更有利于降低碳排放。
第五，提升生态环境。成都拥有四面环山、城中拥水的自然本底。新一轮建设当中，更应该发挥成都这种地形、水系特点的优势，让城市拥抱自然，让自然环绕城市。改变以路为主的发展思路，应该围绕生态空间，突出沿河发展，真正实现城中有绿，蓝绿交织，城绿共生的美丽城市。
第六，完善公共服务配套。主要是实施一批关注民生的项目，比如教育、医疗、体育、社区服务等。
通过以上六个方面的共同推进，拿出综合性疗法，开出系统性的处方，将会使城市更加宜居、宜创、宜学、宜游。
2问:绿色发展
成都绿色发展 需抓住“三个绿”
成都商报：可以预见，成都作为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和“长江经济带”战略的重要枢纽交汇点，未来将更多地承载国家级甚至国际化功能，国家也对成都提出了“五中心一枢纽”的功能定位。另一方面，成都地处盆地，资源环境承载力有限，大气环境压力较大。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，成都应该如何突出高端高效绿色发展，推动城市转型升级？
匡晓明：成都发展的核心在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，以城镇化为抓手，促进城市创新绿色发展。绿色发展是在后工业化时期，在人类社会进入生态文明新阶段，人与自然、城市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时期，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约束条件下，实现的可持续发展。个人认为，成都的绿色发展需抓住“三个绿”，产业绿、环境绿以及交通绿。
第一是产业绿，首先在底线上保证产业无污染，在中线上突出现代服务业，在高线上加强创新创意产业发展。比如成都科学城，集中发展创新产业和现代服务业。
第二是环境绿，强调人与自然和谐，蓝绿交织、城绿共荣。在成都的绿色转型过程中，我很荣幸地受聘为天府新区的总规划师，在天府新区总规划的编制中，特别重视绿化体系规划，尤其是突出水环境对城市开发的诱导属性，紧紧围绕鹿溪河的生态骨干作用，以独特的环境魅力吸引并集聚发展创新产业。
第三是交通绿，强调低碳出行。突出以轨交为骨干的交通系统，倡导轨交加慢行的组合。长距离出行突出轨交，短距离出行落实15分钟生活圈，步行可达日常生活的大部分空间。
3问:城市群
“东进”就是走出成都平原
成都商报：成都一直是全国首位度最高的省会城市。2016年国务院批复的《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》提出：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，辐射带动周边城市，与重庆共建世界级城市群。成都应该如何以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功能空间重构，强化区域协同，疏解非核心功能，辐射带动周边地区，促进成都与周边互动发展，实现城市群的崛起？
匡晓明：成都首位度高的问题，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。一方面，成都的发展优于周边二三级城市的发展，产生的磁铁效应集聚了大量的城市资源，使周边城市出现“灯下黑”现象。另一方面，首位度高正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机遇。全球中心城市的发展几乎都经历了“先集聚再辐射”的过程，没有高度的集聚，就没有强劲的辐射。成都的首位度高意味着集聚过程完成得比较好，为未来的辐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城市集聚的核心是资本和人口的积聚，人口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，资本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推手。成都要利用好首位度高的优势，辐射、带动周边二三级城市的发展，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群。
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》已经提出城市群是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。未来成渝城市群将成为世界级城市群，但不会一蹴而就，总体上也将经历三个发展阶段，即初期发展阶段、快速发展阶段和成熟发展阶段，目前刚刚完成初期发展阶段。初期发展阶段强调的是中心城市的集聚，产生辐射能量。现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，则强调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建立城市分工体系，以一个强大的中心城市为发动机，为区域提供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科创的有力支撑。在此过程中，中心城市要主动地疏解一部分功能，而选择那些在分工体系当中具有发动机作用的功能。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，中心城市的主动调节尤为重要，主动地放弃一些由中心磁力所吸引的普通产业，并将这些一般性产业分解到周边的中小城市，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具有引领作用的科技研发、创新产业。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种区域协调机制。
成都“东进”就是走出成都平原，实现成渝一体化的战略举措。成都的跨越式发展能够有效带动周边的城市，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的重要手段，也是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战略举措。
4问:交通
“快”是未来城市的重要特点
成都商报：成都应该如何充分把握面向全球开放的区位和通道优势，打造国际航空枢纽、提升国际铁路货运枢纽地位，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，实现成都作为“一带一路”重要节点的战略支撑？同时，为充分发挥不同层级轨道优势，成都应该如何打造自己的轨道交通系统，融入国家战略，支撑区域协同发展，引领城市发展格局？
匡晓明：个人认为，天府机场的建设，不仅完成了成都国际航空枢纽的打造，更是一次产业提升的战略性机遇。空港规划需要采用先进的理念，改变以往“航空新城”“临空产业园”是以客流为主的一般概念。我相信正如水港能够带来城市发展一样，空港也能促进城市的综合发展，关键是要从航空经济研究的角度入手，打破机场的围墙，全面围绕“快”字展开产业集聚，实现空港、货运、产业、通关的真正一体化。互联网时代，“快”是未来城市的重要特点。快交通、快经济、快运输、快时尚都要依托城市快速的交通体系。飞机是一种辐射国际、辐射全国的快运交通工具。高科技原件、健康产品、快时尚产品越来越依赖空运，而且越是高科技产品越是需要空运。过去依托水港建立起了港后产业发展区，现在我们要依托空港建立空港经济发展区，集聚航空产业。城市未来的交通发展导向不仅要求“快”，还要强调多式联运。单独发展高铁并不能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，往往出现在城市拥堵一个小时，登上高铁只乘30分钟。未来的城市距离，强调的是时间，而非距离。发展多式联运应该以高接高、以快接快，高速连高铁，高铁连空港，空港连地铁，实现垂直零距离换乘，为企业、个人提供方便的捷运系统。
5问:城市规划
千年大计 最重要的还是城市格局
成都商报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。借鉴北京总规经验，在规划编制上，成都总规结合自身特征，应该如何落实中央新要求、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？在对成都城市未来发展的前瞻思考和顶层设计上，应该做出哪些有益的实践探索？
匡晓明：我认真细致地研究了成都总规，总体上认为成都总规的编制是比较成功的。如你所言，习总书记对城市规划的重视是空前的。2015年12月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就明确了城市规划的许多基本纲领。我曾参加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的规划，深刻感受到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和建设千年城市的重要性，在此谈三点体会。一是千年城市。城市规划要具有长远眼光，既要有千年的思维，也要与国家整体战略保持一致，成都总规的重要时间节点应该在2035年。对于千年大计的理解，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城市格局，解决城市与自然的关系，强调蓝绿交织、水城共融，强调城市与自然和谐发展、可持续发展，不走摊大饼的老路，建设组团式的城市。二是创新发展。创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产业的创新，创新发展最重要的是汇聚创新要素，其核心是创新人才。成都要打造成为创新人才向往的极富吸引力的魅力城市，首先要打造创新人才需要的宜居、宜创的环境，既有人文又很时尚，既有绿色又很低碳，既舒适又快捷，使创新人群能够实现自我。三是人民城市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城市规划永恒的主题。城市规划必须关注民生、关注空间的公平与正义，注重教育、医疗、体育、休闲和社区服务等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，使市民真正安居乐业。
我认为成都未来的发展，将主要落实在三个“力”上，即魅力、动力和活力。
首先是魅力，即突显天府文化，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。物质方面要更多地打造像武侯祠、宽窄巷、太古里、大慈寺等这样的魅力空间，尤其是要复兴成都二水绕城、三城相重的特色城市空间肌理，这才是有别于上海、北京及重庆的独特魅力。非物质方面要展现天府文化的人文内涵，包括开放、包容的特色，以吸引全球青年才俊。
其次是动力。成都的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，一是集聚人才，集聚创新资本，不断产生新的创新动力，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。二是交通引导，突出高而快的多式联运交通体系，为城市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支撑。
再就是活力。成都的活力要体现在文、商、旅的结合，发挥历史文化...